1929年获奖
托马斯.曼，1875年出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的一个粮商家庭。1894年，托马斯.曼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同年发表了第1篇作品——中篇小说《沦落》。从此，托马斯.曼决心从事文学创作。在1901年发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布登洛克一家》之后，他成了德国文学界公认的中坚人物。在文学史上被称为20世纪德国小说的“火车头”。因为《布登洛克一家》和《魔山》等作品，托马斯.曼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1912年，托马斯.曼发表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作为“艺术家小说”中的一部，《死于威尼斯》得到读者广泛认同。小说的成功，激励了托马斯.曼再创作一部类似作品的激情。据托马斯.曼后来的回忆，他本来试图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继续发挥《死于威尼斯》中的主题——“死亡意念的诱惑，迷醉的混乱战胜循规蹈矩的生活”，但在他准备动笔写作这部小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写作计划也因此而中断。战争结束之后，酝酿了多年的《魔山》终于得以诞生，但却已经从一部中篇小说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托马斯.曼曾发表作品，并进行其他一些活动，警告德国将走向灾难。后来被迫选择了流亡，并于1938年定居美国。自此，他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二战结束以后，瑞典学院曾经讨论再度授予托马斯.曼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1929年获奖之后为欧洲文学做出的持续贡献，只是由于不符合诺贝尔奖的授奖规则而作罢。托马斯.曼因此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惟一一位可能两次获奖的作家。1952年，托马斯.曼移居瑞士，1955年在苏黎世去世。
汉斯.卡斯多普，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造船专业学生，离开自己的家乡汉堡，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疗养胜地看望在那里养病的表哥约阿希姆。不料，卡斯多普进入了表哥所在的一家叫做“山庄”的国际疗养院后，却着魔一般地成了那里面的病人。在这座神秘莫测的“魔山”上，原来只打算呆几个星期的卡斯多普鬼使神差地一住就是7年。
7年当中，卡斯多普的活动几乎都围绕着“山庄”展开。在这里，他碰上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形形色色的病人。这些人大多是一些上流社会或者有闲阶层的成员。因为是病人，他们不得不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躺在病床上，无所事事，饱食终日；也因为是病人，他们处于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在精神空虚和恐惧中依靠声色和饕餮之乐来排遣时日。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信仰的病人们，把“山庄”变成了一座充塞着行尸走肉的国际“停尸房”。而掌管着“停尸房”的医生贝伦斯和他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则成了这个人间地狱里的两名魔王。
卡斯多普与这些病人的生活与精神交流，成了他在“山庄”中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众多的人物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向卡斯多普展现了复杂的思想风景。在所有病人当中，对卡斯多普最有影响的人物有两个：充满人道主义热情，却被贫穷所困扰的意大利作家赛特姆布里尼，和享受奢侈生活却信奉尼采式的“超人”哲学的奥地利耶稣会教士纳夫塔。卡斯多普在擅长辞令的赛特姆布里尼那里接受欧洲人道主义的进步理想，可这些理想往往又在性情阴暗的纳夫塔那里备受摧残。在两个人物的夹击下，卡斯多普的思想“再教育”过程左右摇摆，充满了曲折。在小说接近尾声时，赛特姆布里尼在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终于激怒了纳夫塔，纳夫塔要求决斗。在卡斯多普面前进行的决斗导致了纳夫塔的死亡，但赛特姆布里尼也并不是胜利者，因为他没有勇气向纳夫塔开枪，纳夫塔就干脆举枪打死了自己。
7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响起，年轻的卡斯多普的“再教育”也被迫中断。他离开了“魔山”，以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回到真实的世界。不过，这个惟一从“山庄”康复出院的人并没有走向光明的未来。卡斯多普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战争，并在一次战斗中遭到一枚高爆榴弹的袭击，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在一次激烈的争论之后，纳夫塔认为塞特姆布里尼侮辱了自己，提出要求与这个意大利人决斗。于是在山庄外面的一个空地上，两人摆开了决斗的架势。
“我们开始吧！”纳夫塔宣布说，“请您向前走，先生，开枪吧！”他朝他的对手大声叫道，自己也开始向前走去，伸直手臂，手枪对着塞特姆布里尼，提到前胸的高度——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塞特姆布里尼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走到第3步时——对方已经走到障碍处，仍没有开枪——他把枪举得高高的，扣了扳机。刺耳的枪声激起重重回响，群山相互呼应，山谷里一片喧闹。汉斯.卡斯多普暗想：一定会有人跑来。
“您是往空中打枪。”纳夫塔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说一边垂下了自己的武器。
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说：
“我高兴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
“您必须再打一次！”
“我不想打了，现在轮到你了。”塞特姆布里尼抬起头来看着天空，朝旁边走了几步，不是站在正面，看上去令人感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听说过不应该朝对手的身躯正面开枪，他是在按照这个规定行事。
“胆小鬼！”纳夫塔大叫大嚷地说，以此向人表明，对别人开枪比对自己开枪需要更多的勇气。他举起手枪，但不再是朝对方而是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
多么令人痛心而又难忘的景象！尖利的枪声在群山回响，此呼彼应，如同在玩传球游戏。纳夫塔踉踉跄跄地向后晃了几步，或者说，身子向下栽去，两腿甩在前面，身子画了一个离心的右旋动作，跌了下去，脸埋进雪里。
在场的人一时目瞪口呆。只有塞特姆布里尼把手枪抛得远远的，第一个走到他那里。“多么幸福啊！”他大声叫喊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的天啊！”
汉斯.卡斯多普帮他把死者的身子翻了过来。他们在太阳穴边上看到了一个暗红色的洞口，他们看着他的脸，纳夫塔胸前的表袋里有块擤鼻涕的绸手帕，手帕的一角露在外面，人们用这块手帕盖住了他的脸。
（选自《魔山》杨武能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如要欣赏《魔山》上的风景，我们首先需要一张德国文学传统的地图。在由歌德、席勒等大师建造起来的德国文学宝库中，有一种特殊的小说样式，通常被称为“教育小说”。所谓“教育小说”，往往是以一个年轻的主人公为核心人物，以他在社会上的经历和见闻为情节主干构成小说的叙述内容。年轻主人公接触不同的事件，交往行色斑驳的人物，最终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勤奋思考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念。这类小说的风格大多是思辨大于情节，思想大于故事。在人物的推动下，读者总能够得以认识过往的和当下的各种思想阵营和理念旗帜，在小说主人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当属“教育小说”的辉煌典范。借助歌德传统的光芒，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所描写的卡斯多普在“山庄”国际疗养院的经历，也正是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接受思想启蒙教育的经历。
《魔山》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出于使小说的主要结构与思辨色彩相吻合的目的，托马斯.曼赋予了情节和人物一种超现实的象征性。在小说中，对人物形象和行为的细致刻画随处可见，众多人物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表情仿佛历历在目，他们的讲话方式和他们的性格也吻合得天衣无缝，但所有这些貌似真实的再现性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要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世界的风景，而是最终服务于小说叙述中统领一切的超现实意味。卡斯多普从汉堡平原到阿尔卑斯山的旅行，是一次从真实世界向超验世界的升华——任何读者都无法相信，小说年轻的主人公进入了“魔山”就不得复出的故事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世界当中。为了加强这种超现实意味，托马斯.曼甚至刻意地在小说叙述中设置了一些醒目的巧合之处。小说一共有7章，卡斯多普上山一住就是7年，疗养院的餐厅里一共有7张餐桌，卡斯多普在“魔山”上一共有7个最接近的朋友……这些神秘的数字巧合当然不会在真实世界里发生，它们只属于那座鬼魅游荡的魔幻疗养院。
更重要的是，当托马斯.曼把这些神秘巧合集中在“魔山”之上以形成小说整体的象征框架时，他实际上已经在向读者暗示：这座存在于真实世界边缘的大山与基督教神话中的炼狱之山有着根本的相似性。在基督教神话中，一个人的灵魂从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过渡，从地狱到天堂的旅途，必然会经过一次炼狱之山的攀登。炼狱之山一共有7层，攀登每一层，灵魂就会涤去相应的罪恶，最终得以飞升到灿烂天堂。卡斯多普在“魔山”上盘桓的7年，也正是他逐步了解和清洗西方人和西方思想的种种偏激与罪恶的7年。在小说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得以离开精神的炼狱，以他自己的方式仰视天堂———永远离开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很难说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是悲观还是乐观，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位德国作家以一种英雄主义的风范，严肃地检讨和批判了通常被视为精华的欧洲理性内核，显现出了一个伟大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怀和崇高责任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结果，使得托马斯.曼离开纯粹的冥想、分析以及美感的范畴，因为那是一个需要行动的时代；他甚至在《高贵的皇族》中决心告诫自己不再继续逍遥和悠闲，而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忧患的时候，认真地去重估这个痛苦的问题。日后的作品里，尤其是1924年问世的《魔山》证实了他这种思想斗争。
我很欣赏新教徒直接和上帝沟通的方式。可惜，我不是新教徒，我的习俗和各位在座的朋友一样。然而，我私下里喜欢一名叫塞巴斯蒂昂的圣徒，这个圣徒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矢石刀剑所伤害，但在险境中依然含笑——“神就在你受难的时候接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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